日志
我，穆海晨。中直企业华能新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即大庆新华发电厂）的基层干部，中共党员，龙凤区第八届人大代表，黑龙江省电力工业局劳动模范。
2005年8月，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，在暑期旅游经费严重短缺、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反贪抓人指标而遭受严厉批评的困难情况下，坚持“反贪”。不久，我在参与一次“检企共建”未遂的活动时，被该院强行授予了“贪污嫌犯”的光荣称号。尽管还没有搞到任何“犯罪证据”，为了使我能够更好地体察社会最底层的社情民意、履行好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、监督好一府两院的工作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，该院坚持由副检察长亲自带队，警车护送，破例将我热情地送达大同看守所七号监舍，穿上印有“同看128”号的桔红色马甲（避免被别人认出来），开始了为期数日的“视察工作，体验生活”。同年11月，在得知其“办案”过程被我光荣录音之后，为了避免各级信访部门遭受打扰，为了维护司法队伍的光辉形象，检察长强烈要求与我“私了”，随后又忍痛割爱，悄悄地销毁了他们精心策划的这一“贪污”案件，中止了我的“取保候审”待遇，没收了我的“贪污犯”的荣誉称号。但是，为了维护国家利益，该院顽强地拒绝依法对我进行国家赔偿。2007年底，此案在网上曝光。2008年5月，在各级党委的关照下，通过认真学习《党章》、党员N个处分条例、《刑法》、《刑诉法》、《检察官法》、《国赔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该院终于承认了错误，并慷国家之慨，给了我一点点的钱。
2005年，我时任新华电厂总务处长，兼任龙凤基地经理、印务公司经理。突如其来的一场人祸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我被检察院抓了，后来又放了。人一抓一放，案件一立一撤，写就了大庆司法史上可耻、可悲的一页。
下面的故事，也许有人认为我在杜撰。难怪，即使时过数年，每每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，作为亲历事件的当事人，我的心灵都会一次次被震撼。我宁愿这是一场噩梦而已。然而，那些录音、及我周围变化了的一切告诉我，这是残酷的现实。
大庆，是座光荣而伟大的城市，我曾经为自己是“大庆人”而自豪。铁人的那种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精神，激励了全国几代人发奋图强，艰苦创业。
然而，大同区人民检察院，创造性地发扬了这一精神，为了完成反贪“指标”，敲诈企业，对人大代表“有条件要抓，没有条件捏造条件也要抓”！这是大庆之不幸、司法之悲哀。
人民痛恨腐败，因为它吞噬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，足以亡党、亡国。在各种腐败现象中，尤以司法腐败、反腐败机构里的腐败，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最大，对人民的伤害最深。
立此存照，权作为了忘却的纪念，让那些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有秩序，法制观念更加深入人心，党旗更红，人民更幸福，大庆更美丽，社会更加安定和谐。
一、检察院查账、新华电厂行贿
2005年初，大庆市检察院按各区、县的经济发达程度，给各区、县检察院分配了反贪办案指标。时间到了7月份，由于抓人不够、任务完成得最差，在一次检察长会议上，大同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洪利，遭到市检察院领导点名批评。于是，该区检察院就派出反贪人员，到辖区的几个大企业去“查账”。这是办案的反贪局副局长于力学亲口对我说的。从8月3日开始，查账的人正式进驻我们华能新华发电厂，最初的查帐借口是：“有人举报建安公司的某小队长贪污临时工工资。”然而，不过一两天的时间，这一所谓的“贪污举报”就被检察官查否了。办案线索没有了，依照办案纪律，反贪人员理应撤出新华电厂，可是，他们并无撤兵之意，继续每天都来新华电厂搞拉网式“查帐”，努力挖掘新的办案线索。这次“查帐”，共持续进行了40余天。期间，新华电厂内外，有多个单位、多家业务商户的账目被查扣，多人、多次被带离新华电厂遭到夜间传讯，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之势。
对于反贪局的查帐，很多人可能认为，反贪局就是干这个的，想查哪个单位的帐就可以随便查，想传讯谁就可以随便带走谁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也不需要履行什么手续。其实不然，据了解，在反贪系统内部，对于如何办案，是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，像这种反贪人员随意冲进一个中直企业， 进行漫无目的地“查帐”，是不允许的。因为账目被封、资金被扣、大批干部、员工被莫名其妙地传讯，必然要影响到这个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，情节严重的，甚至可能要影响到民生，扰乱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我们的国家，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，都是有法纪约束的。
对检察院的这次行动，新华电厂多经公司的总经理最为着急。查帐伊始，他就让我通过检察系统内部的特殊关系，了解一下检察人员此次“查账”的原因和目的，必要时帮助“做做工作”。他还请示电厂厂长、党委书记商量对策。当时厂长万昆峰左右为难、举棋不定，觉得：如果给检察长送钱吧，因为不太熟，一是怕人家不要，二是担心检方会因此怀疑新华电厂真有什么问题；如果不送钱呢，又怕检察院挑理，认为电厂不会来事儿，恼羞成怒就更麻烦了。如此十来天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主意。党委书记态度倒是很干脆：你们多经公司出不出事儿跟我们主业没关系，我们不管。所以说，多经总经理当时如坐针毡又无可奈何，只能每天眼巴巴地看着检察院到新华电厂多经公司来“拉大网”。
05年8月11日，帐已从多经公司财务查向主业结算中心，厂长终于坐不住了。当天下午，匆忙召集四名主要领导（厂长、书记、基建厂长、多经总经理）开会，通知我列席。会上，领导们达成共识：公检法这帮人，得罪不起也交不下，哪个单位也架不住查帐，不和检察院搞好关系，早晚要出事儿。于是，厂领导集体研究决定派我做特使，到检察长家去“沟通”。我当场通过中间人跟检察长联络，他欣然应允，同意我当晚去他家“串门”。厂长还说：“先送10万元，如果收下，以后再送一些”。
但是，下午4点半，临出发前，负责备款的多经公司总经理突然通知我：办案人员说今晚要看看龙风基地的帐。我问他：检察长已经约好，今晚是去检察长家送钱还是去和下面人对帐？总经理说应该先送钱，还说他忘记告诉财务提钱了，说他和财务老总等三人只能凑上4万多元，让我自己再借点儿，凑十万元送到检察长家去。我让他告诉办案人员，就说今晚我外出回不来，明天我会主动把帐送到检察院。我虽然心中暗骂总经理，这么大的事儿都能忘，还是遵命出发了，奔向80公里之外的东风新村（检察长家住新村庆龙小区）。
误会发生了，因为见不到我，办案人员因此认定我肯定有问题。并且调来了4、5个人，连夜在龙凤基地门外蹲坑，说怕我带帐“逃跑”。我在借钱的过程中，接到职工的电话，回到基地办公室一看，检察院的车果真停在门口。检察长在家等我送钱，我在外面给他借钱，办案人员却认为我逃跑了。那天晚上很热闹。
倒霉的是，到了晚上十点半，原先约好借给我钱的人，电话咋打都不接。不能让检察长傻等呀，没钱也得解释解释呀。转念一想，那么大的电厂，送礼10万还要借，而且还没借到！上检察长家咋说呀，谁信呢？于是，我就在新村检察长家附近的旅店住了一宿，也没有同其联系、解释。
二、拘留、取保候审。
第二天是8月12日，早晨刚上班，我就赶回龙凤基地。办案的反贪副局长于力学见到我就问：“操，昨晚干啥去了，等了你一宿，还以为你跑了呢。害得我们没吃好、没睡好。”“你们都来新华电厂这么多天了，要跑我早跑了。昨晚有点急事儿，今早抓紧往回赶”。因为该副局长和我弟弟较熟，就和我闲扯了起来。期间，他提到：市检察院按各区、县的经济发达程度，给各区、县检察院分配了办案指标，大同区完成得最不好，检察长被点名批评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区院就派人到辖区的几个大企业查账。还说他们也不愿意出来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早就出去旅游了，谁还办案哪。
其实，对于查账的理由，新华电厂的一些领导也有传说，说是我们厂长没给检察长“办事”，因此得罪了检察长。至于具体是什么事儿，恐怕只有检察长和厂长两个人心里最清楚。
闲唠了一会儿，副局长说要看帐，核对一下建安公司是否转来一笔工程款。9点左右，他说昨晚在车里没睡好，提出要把帐带回检察院去看，还要我跟着走一趟。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。
到区院后，副局长开始一边抽烟，一边看帐，一边发牢骚。“你们新华电厂的领导太差劲，跟他妈农村人似的，一点不开事儿，我们到你们电厂去查帐这么多天，领导连面儿都不露，我让你们装，我就不信找不出你毛病来，你中直企业怎么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人家油田有的单位儿，每年都给我们搞福利，这次采油八厂的康*公司，拿出几十万元请我们公、检、法的领导出去玩儿，不因为查你们，我也走了，你们他妈就不会来事，不尿我们，太他妈牛×”。作为教师出身的我，耐着性子听他叫骂着。
期间，副检察长李泽军与副局长于力学还多次进进出出，嘀嘀咕咕。
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坏，先是没收了我的手机，然后又说帐不对，有61600元工程款收入没入账，问我是分了，还是送给哪个领导了。我坚持说没有差错，并要求看帐。他们拒绝了我看帐的要求，持续40小时的非法拘禁就这样开始了。
8月12日晚约9点，办案人员开始补办拘传手续。我签字时指出，询问开始时间应该是上午9点，为什么写成晚9点？他们说：“我们说几点就几点”。
期间，他们把我、会计、出纳隔离关押。让人“大开眼界”的是，副检察长和反贪副局长竟然拿计算器帮我们设计“贪污”方案，并反复逼迫我们必须承认：“先送给领导2万元，余下的41600元，我们三人平分了，每人13866.66元”（多么可笑的数字）。还逐个反复“开导”：“一万多块钱儿算个啥？根本没啥事儿。那两个人都已经承认了，承认就回家，你不承认？ 有他俩的证词照样可以定你的罪。如果你不承认，就把你送进看守所拘留，让犯人揍你，到那时，让你说啥你说啥”。不允许乱动、不许睡觉，一打瞌睡就捅醒，上厕所都“保镖”不离身。通过罚站、反复逼供和诱供等手段，连续折磨到20多个小时的时候，出纳和会计这两个女士先后屈服，按办案人员的提示，被录了“分钱”的口供。13日中午，检察院真的就把这两个“分钱”的人放回家了。
之后，他们拿着她俩的口供笔录给我看，逼迫我承认。办案人员还把我弟弟找来，企图动员他劝我。我非常震惊，也非常愤怒，予以坚决拒绝。在漫长的僵持过程中，办案人员在网上学习拘捕人大代表的程序，晚上七、八点钟的时候，副检察长李泽军给龙凤区人大主任于忠江打电话：“于大哥，我到你家盖个章，抓你个代表”（李泽军的哥哥，是大同区人大主任）。于是，“于大哥”没有索要任何法律文书，更不用说召开人大常委会审查了，就在他“李小弟”抓逋我这个人大代表的表格上，盖上了龙凤区人大常委会的章子（有证据）。这一天是星期六。
接着，又到公安局法制科办理拘留手续，每办一件，都问我几次：“招不招？招了就回家，不招就拘留了”。由于精神长时间过度紧张，又不让睡觉，加之极度气愤，坚持到30多小时的时候，我头晕眼花，身体实在招架不住，一度瘫软下来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问他们：“你们说话算数不？假如我同意做笔录，真能让我也回家?”“说到办到！”说实话，离牢房越来越近了，为了回家，为了活命，我只好同意按照副局长的提示录口供。副局长很高兴，还表扬了我。他把会计和出纳两人的笔录拿给我看，并提醒只要跟出纳、会计的口供吻合，就可以回家。我暗自提醒自己，头脑一定要清醒。
为了避免被办案人员成功陷害，我在作询问笔录时装得很配合，还不断询问出纳和会计“分钱”的每个细节，办案人员也很乐于告诉我。我在“交代”时，在“分钱”的金额、用途、时间、地点上故意和她俩的供词保持一些差别，以备将来在法庭上揭露非法取证。我说每人开了14000元奖金，不是分了13866元钱。余款是19600元，不是20000元，没有送给哪个领导，都招待关系单位吃饭了。笔录记到最后，副检察长和副局长等人终于发现，我故意和他们的要求保持差距，非常不满，说我“不老实，不配合”，决定拘留。副局长把我的口供连续抄写两份，我问为啥要两份，他说按规定都得要两份，逼我同时在两份口供上签字。这是我被拘禁40小时以来的第一次讯问笔录。
夜里12点左右，我被摘掉钥匙、抽去腰带、扒下皮鞋，总之，拿下了所有带棱角的物品，身心疲惫的我，用一只手拎着裤腰，被投进了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我气愤异常，指责办案人员非法办案，制造冤案。副检察长李泽军指着我的鼻子：“老穆，不用你咋呼，就是这件事定不上你罪，你当这么多年领导，别的毛病也能找到，我不信整不了你！”当着管教的面儿，我告诉副检察长：“有本事你关我一辈子，出来我就告你们”。
次日，即05年8月14日，监舍外，办案人经过反复对帐，发现我们单位没有少钱，“贪污13866元工程款”的事实不存在。此时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他们理应把我当即释放。但是，为了掩盖非法办案和错误立案的罪行，办案人员将错就错，野蛮地把前来说明情况的出纳和会计再次分别关了起来，开始了更加残忍的逼供，这次非法拘禁，持续了27个小时。其间，强迫站立，不许瞌睡，威逼恐吓，逼她们承认：即使没分工程款，也分房租了，必须得分钱，而且至少分5000元，否则就按上次供认“分13866元”是“伪证罪”拘留她们。甚至将出纳员关入专门为提审在押犯人准备的小铁笼子里，放笼子的室内有刺鼻、刺眼挥发物，熏得出纳员睁不开眼睛，检察院的胡姓女检察官坐在走廊里从远处监视她，不停的训斥，强迫她站立、不许闭眼，闭眼就用手捅，出纳员被折磨得一直在哭。
直到8月15日早4时，办案人员当着出纳员的面儿商量：财务金柜中肯定能有行贿的小账本。于是，于力学和胡蕊等人便押着出纳员来到80公里外的龙凤基地，在金柜中没有发现他们希望的东西，只有一分不差的几万元房租。检察人员把房租现金全部扣押，将出纳员带回区检察院，继续囚禁逼供。副局长见出纳员不承认分钱的事，就说她不说实话，这种态度就应该进看守所，进去就都说了，老穆在看守所都已经挺不住了，说6万多都分了，并说看守所有好多瞎眼睛、吸白面的，不管给你送哪个号，都指定能碰上，进去后，整天吃“板糕”。还当场与看守所联系，开好拘留证，威胁要把她送入肇源看守所。逼迫她承认：分过房租，分完又放回金柜了。副局长还说：“5000元算多大点儿事儿，上次承认分13866元不是让你回家了吗,这次承认了也一样回家”。无奈，为了免遭拘留，为了不离开3岁的女儿和70多岁的老母亲，在检察人员的威逼和引导下，出纳被迫承认：在这笔65300元的房费中，和会计、经理每人分了5000元，而且分完后她又放回金柜了，所以，金柜里的钱才没少。不久，经过一番“强烈攻势”，会计也“承认”分钱了。尽管检察人员费了很大的劲，然而，无论怎样提示，出纳和会计的口供除了5000元数额吻合之外，其它均不一致。
8月15日晚6点，出纳和会计再次因“分钱”被释放。
由于听说5000元是判刑的底线，8月16日下午，气愤的会计主动来到检察院，要求说明情况，推翻“口供”，检察长张洪利非常愤怒，还电话联系新华电厂厂长万昆峰，厂长考虑到北京华能集团的领导张弘近日要来视察新机组工地，干部被拘留的事儿一旦传出，对新华电厂影响不好。于是，厂长通过检察长的手机劝会计：“你不要翻供啊，你翻供检察院很生气，事情就不好办了，本来已经说好了，一会儿就放你们的穆经理出看守所。”于是，为了“救”我，会计不仅没有翻供成功，反被又录了一次“分5000元钱搞福利”的口供。
8月17日上午，出纳员再次被传讯，出发前，她用手机拨通了厂长办公室的电话，厂长要求她不要翻供，不要得罪检察院，否则不能放人。为了“救”我，她又到检察院录了一遍“分5000元奖金”的口供。
8月17日下午，新华电厂多经总经理又把会计和出纳叫到检察院，再次违心地录了分5000元的口供。
当晚，为了让检察院尽快放人，新华电厂党委书记和多经总经理、副总经理在大同区国税局院里的“四海饭店”，花760元宴请了检察院办案的反贪副局长于力学和法警李继荣等人。
看守所里的我，与世隔绝，根本不知道外面检察院帮我“贪污”的金额，已经由13866.66元工程款，变成5000元的房租款了。要知道，拘留我的理由可是“涉嫌贪污13866.66元工程款”哪。
看守所里别有洞天。7号监舍十多平米，十来个人，吃喝拉撒睡，一个多功能的钢筋水泥笼子。窗子很小，大铁门的声音很大。不到看守所，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“井底之蛙”。告诉你一个经验，紧靠窗子的那个铺位视线最好，能够多看到外面一点，甚至还能与阳光亲密接触。所以，坐在这个黄金铺位上的一定是监舍的头儿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倒也简单，物竞天择，弱肉强食。有用体力征服的，也有靠智力取胜的，一般身上刀疤多的人比较有地位。这年头有钱人到哪都吃香，同舍的犯人听说我是“经济犯”，也不管真假，对我肃然起敬。因为，对那些抢劫斗殴、偷油割光缆的小毛贼来说，我这个“大款”，就意味着有红焖肉、大米饭等小灶。普通的犯人，一日三餐顿顿“板糕”——一种用带沙子的、发霉的玉米面儿蒸制的黄褐色“糕点”，咬一口直掉渣儿，似熟似生，咀嚼的时候上下牙之间要留够足够的间隙，因为沙子太多。即使这样的主食，每餐只给十公分见方、三公分厚的一块。此外，早、晚各给一块咸萝卜，中午一勺白菜汤，称其为汤有点言过其实，其实就是一碗清水，上面飘着一两片大头菜叶儿，一粒油珠儿不见，这就是全天的伙食。要想吃好的，就订小灶，每天几十元，都是市场上卖剩的肉和菜做的，“红焖肉”里的土豆，还带着泥块儿呢。人常说，家有千千万，养不起个劳改犯，原因如此吧。开始我还怀疑，如今物资如此丰富，为什么要把伙食搞得这样差呢?我在小的时候挨过饿，上大学时吃不饱，没想到，如今四十多岁了，又来挨饿。我甚至想以后自己刑满释放，有钱了，一定要多买些吃的，送到看守所，让大家改善改善。毕竟，这里的人不都是死罪，何况还有被冤枉的。转念又一想，在这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也不劳动，如果再吃好的，谁还出去？改造犯人也许就得毁其筋骨，废其尊严。
监舍里的头，贼拉有地位，上厕所有人把手纸叠好，下地有人把拖鞋摆好，吃饭有人打，累了有人捶背，睡觉有人站岗，比在企业里当领导强多了。我因有点文化，有幸还是个“经济犯”，所以我的铺位是靠窗第二——二把手！同监舍的犯人对我的遭遇很同情，大家一起谴责司法腐败。因此并没有出现检察院办案人员期望的局面：“老穆不用你嘴硬，看守所里犯人一揍，几天就崩溃，让你说啥你说啥”。
看守所里的几天，心灰意冷。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在中国，是一个法治社会。想剥夺一个人的自由竟然如此容易，假定你有罪，先抓起来，再慢慢抠，罗列抓你的理由。按照该检察院的做法，全国人民都可以被抓进看守所。副局长曾经骂过我：“你人大代表多个啥，总务处长算个屁！”人哪，没了自由，真的啥都不是。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”，上小学的时候，没有这么深的体会。
检察院的两个办案人员，每天都来看守所“看”我。对我可谓“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”。他们太想让我说点什么了。开始时我还有心思胡编乱造，与他们周旋，但无论如何就是不按他们提示的说。后来几天，我连理他们的心思都没有了。对司法公正也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提审时一言不发，不管问什么，就是一句话：“全忘了，进看守所就忘，出去就能想起来。还是你们教我怎么说吧。”讯问笔录一个字也没有。后来，于力学还告诉我：“出纳和会计说了，你们贪污的钱不是一万多维修费，而是5000元工程款。” 
8月18日，检察院办案人员见在我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，无奈之下，同意了单位对我的取保候审请求，我被放了出来。临出看守所时，副检察长和反贪副局长要求我多少说点儿，不说就不放我走。还让前来接我的党委书记和多经总经理作我的工作。我坚持要他们教我怎样说，副检和副局都否认曾经教过我。我当众问他们，你们不教我是怎么进来的？僵持了一段时间，我说到：“我可以说，你们记吧。”“我没贪污过什么钱，因为总加班，印象里好像开过几次加班费”，“能有多少钱？”“大概两到三千元，具体记不清了。”“出纳和会计分了没有？”“好像她们没要”。“你的加班钱放在哪了？”“都请关系单位吃饭了”。“一点没剩？”“我自己还添钱了呢。”这就是我在看守所出来时的最后一次笔录。迈出铁大门，副检察长明显有些不放心，还不忘威胁我一句：“老穆你出去要是瞎整，咱们没完！”
出监后与出纳、会计一接触，才真正知道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有多么的卑鄙和无耻。几天之后，我借到看守所取衣物的机会，去区里找了政法委的一个副书记，表明我决心告发检察院的几个王八蛋。这个副书记说：你们别告，检察院不是冲你们三个去的，是你们厂长没有把和区里的关系协调好，对你们电厂有意见的不只是检察院一家，只要你们老万（厂长）把关系整明白了，你们仨的事儿，不算啥。我回到电厂就找了万厂长，把该副书记的话叙述了一遍，厂长说：“我觉得关系处得还行啊，该给的我都给了呀，还有啥事没整明白？我现在找检察长，电话都不接。你的事儿我也帮不上忙，只能公事公办了。”看来企业是靠不住了。
这期间，我也曾托社会上的朋友，求过李副检察长，毕业于大庆师专、从某乡老师发绩成副检察长的李泽军（其堂兄为大同区人大主任，原政法委书记）是这样答复的：“放了老穆？没门儿！我不*他妈，他就不知道谁是他爹！”这简直是一个畜生。我开始搜集有关证据，决心上访。
9月13日上午，副检察长来新华电厂找万厂长：只要穆海晨、出纳和会计三人承认贪污，检察院保证定罪免处，不再移交公安追究单位偷税问题。随后，万厂长找多经副总经理张传福作我的工作，我不同意贪污。副总经理也感觉这种办法不太合适。他无法向厂长汇报，就把我领到厂长办公室面谈。万厂长说：“人家检察院说了，如果你们承认贪污，检察院保证定罪免处，只背罪名不判刑。我呢，保证你们该当处长当处长，该干财务干财务，啥也不影响，你们不愿拿钱，我从财务出15000元，交给检察院，算你们交的。如果不同意贪污，检察院说了，就让公安局查你们龙凤基地偷税，偷税的罪更大，都由你负责，龙凤基地的工作都是你干的，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我原以为，厂长当初让会计和出纳认下5000元，一定有办法把这事儿摆平。如今他拿钱算我们贪污，这不是要把我们往监狱里送吗？我坚决不同意，问厂长：“5000元够判刑，如果你交完钱，他把我们判了，你能不能把我们仨救出来？”厂长说：“人家检察院说话还能不算话？把你判了，你们就告他呗。我这也是为你好，不同意就公事公办，我还不管了呢。”谈话不欢而散。
我们基地不是独立法人单位，财务每年都要接受总厂的审计，并没有人指出税收有问题。
下午，多经副总经理给在哈市办事儿的总经理打电话：“我觉得咱们应该找孟凡旭律师所咨询咨询，穆海晨等三人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定罪，咱们单位到底是偷税还是漏税，心里有个底，免得总让检察院牵着鼻子走。”总经理说：“我可不参加，找律师检察院会不高兴的，你要去咨询的话，咨询费单位可不能出，让穆海晨自己出。”副总经理勇敢地陪我直奔哈市孟凡旭律师事务所。
当天下午，车刚过肇东昌五，副总经理接了总经理的一个电话，之后对我说：“检察院的副局长让告诉你们，明天给你们最后一上午时间，上午不去送钱认罪，下午就把你们仨全抓起来。”
我知道检察院已经孤注一掷了，所以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原来只觉得办案人卑鄙，但是没有想到卑鄙成这样，我杀了他们的心都有。
急中生智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找到厂领导，表示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愿意考虑检察院的“建议”，但要求面见检察长，他当面许诺，我才能相信。经与检察长沟通，厂长愉快地派多经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陪我去检察院谈判，我要把整个非法劝供过程录音。这是我自救的唯一一次机会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无人可以帮我了。作为取保候审人员，到检察院去对这几个比黑社会分子还黑的检察官员录音取证，危险性可想而知，非到走投无路，绝对不敢冒这个险的。
上午十点左右，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反贪副局长于力学办公室，副检察长李泽军也在。于副局长说：“考虑到区里领导的面子和你们厂领导的面子，这件事咱们商量，尽量往小了办，正常办案不可能协商。”他俩多次强调，如果我和会计各交来5000元钱，承认贪污，他们会尽量与法院沟通，我们厂领导也到法院去做工作，顶多定罪免处。检察院保证不让公安局追究我们税收的事儿。我问道：“抓我进看守所时，不是说我贪污13866.66元吗？咋又变成5000了呢？”副局长说：“那一万三不要提了，这不是帮你往小了办吗”。谈话时我问：“我没贪污，为什么要交钱？”反贪副局长说：“你们出纳员说你们一人分5000，她替你俩把钱又放回金柜了，你俩把钱交给检察院，我们再替你们还给出纳员”，“我在看守所里关着，怎么又欠出纳员钱了？我把钱直接给出纳就完了呗，还麻烦你们干啥。”“那不行，必须得经过我们。”“开始分一万三，又变成五千，是你们教的吧？”见我当众揭底，副局和副检大怒。我赶紧把话往回拉。我问副局长和副检察长:“我没分钱，不能交，我们厂交钱可不可以？”副局长说他们没意见，是我们单位内部的事儿。副总经理提出：既然穆海晨没承认过分5000元钱，只开过2-3千元加班费，少交点儿行不行？副局和副检开始不同意，坚持必须交5000元，僵持之下，副局后来说：“老穆你不交5000元，3000元也行”。副局最后告诉我：“下午她俩不来你也得来送钱，最好仨人一块儿来。”
临走前，总经理单独到四楼检察长张洪利办公室谈了十多分钟。上车后总经理对我说：“检察长说得非常好，如果承认贪污，他到法院帮咱们做工作，咱们电厂也做工作，不会有什么事，保证税也不查了，另外你们龙凤基地的40多万元公款，检察院想留下。检察长还说，如果贪污的事儿你们仨推了，马上就查你们单位偷税的事儿。”我问总经理敢不敢为我签一个担保协议，他说谁也不敢签。
我随后到龙凤区人大常委会去取证。
四、求饶、撤案。
下午，反贪副局长电话追我去送钱，我告诉他：“我不可能给你送钱。上午谈话我已录音，我要上访！”于是，检察长要求和我面谈，同意给我撤案。几天以后，我问副检察长：“用不用每人交5000了？”“那还交啥”。
我们伟大的厂长，此时看得眼花缭乱。通过多经总经理当众向我伸出橄榄枝：“用干部，就得用穆海晨这样的，头脑清醒懂法律”，他也怕我跟他“公事公办”。一个多月以来，检察院来查帐的那台破桑塔纳车，天天到新华电厂，此后，该车再也没有出现在新华电厂。一些领导也敢和我吃饭了，还给我设宴“压了惊”。要知道，我已经取保候审一个多月了。
又经过近50天的秘密调查，还是没有找到我们的任何“犯罪证据”，经区里主要领导的多次“介入”，2005年11月3日，区检察院为我取消了“取保候审”待遇，下达了“撤销案件决定书”。撤案前，检察院又录了出纳和会计的最后一次口供：“我们从来没有分过任何钱，原来的5000元是被逼的。”
五、纪检调查
我们善良的厂长，出于“好心”，帮助检察院劝我“贪污5000”，还主动大方地替我交“赃款”。我不但不领情，还诈降，并借机对检察长等人的非法劝供过程进行录音取证。本来给检察长行贿不拿钱，就得罪了检察长，我的这次录音，使我们厂长和检察长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，厂长非常恼火。试想，假如我们厂领导真的没有腐败问题，针对检察院明目张胆的敲诈行径，只要我们企业上下联手，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、保护企业，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检察院里的司法流氓。但是，万厂长有这个底气吗？肯定没有！否则，他就不会让我去给检察长行贿了。他要讨好检察院，保全自己的乌纱，只能拿当我替罪羊，用我这个“肉包子”去“打狗”。不知是否受到了检察院的压力，就在我自己宣布检察院撤案的当天，厂长万昆峰就以“我被抓期间，有职工联名告我有经济问题”为由，组织全厂所有的纪检人马，对我立案调查，企图借机免掉我的职务 ，甚至查出问题移交司法，讨好和保全检察院的作案人员。在调查过程中，万昆峰还指使纪检人员，找职工在所谓告我的信上联名，制造“联名信”，被职工揭穿。他创造性地发扬了大庆的铁人精神，“有条件要查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查！”40多天后，厂长对龙凤基地的会计说：“你们穆经理好像精神受到刺激，对纪检调查非常反感，你们出纳员也逃跑了（其实是内退了），找个地方让你们好好想一想，不查出问题，调查不能结束！”无奈，我当晚给厂长打电话：“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你自己说你够不够判刑?明天跟我去北京华能纪检检讨，还是到检察院自首，你必须选择。否则我和你没完！”第二天一早，厂长马上召开班子办公会，作出纪检结论：“经过40多天调查，穆海晨没有经济问题”。这时，已经是2005年12份了。
2005年度，大同区检察院被评为黑龙江省委、省政府的“文明单位”和省委政法委的“全省政法战线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标兵”。这起冤案的“作案人员”中，于立学被评为区检察院2005年度“先进工作者”，张洪利和李泽军也已升迁。张洪利还在区人代会的工作报告中说： 2005年度，大同区检察院“自侦案件实现了当年所立案件侦结率、提起公诉率、有罪判决率100％的历史性突破”。（见龙剑网页）
我的故事在电厂被大家传播，大庆市的很多党、政领导都知道此事。
我被连续限制人身自由7天，取保候审82天，至今没有拿到国家赔偿。
大庆，这座光荣的城市，不光有铁人王进喜这样的闪光典型，也有敲诈中直企业、迫害人大代表、徇私枉法的大同区检察院的个别检察官。
两年以来，我每每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心里仍然隐隐作痛，那些录音——我可以为自己洗刷耻辱的证据，我既想听，又怕听。看守所里的非人待遇，对自尊心极强的我，是比杀头还要难以承受的侮辱。你能否想象，一个法律赋予了特殊保护的、代表民众审查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的人大代表，突然之间戏剧性地变成了一个“囚犯”。几天之后，取保候审的我回到单位，上上下下的人唯恐避之不及，厂长、书记见到我头不抬眼不睁，好像我给他们添了多大麻烦似的。最可气的是，当我质问为什么让我行贿又不给我拿钱，导致我被抓时，厂长竟然闭口不谈有过让我去行贿这件事儿。据传说，在我出事儿的时候，就连我这个小小的总务处长岗位也已经被预订了。
06年的一个夏日，偶遇一算卦先生，看了我的生日时辰后脱口说道：“去年你有牢狱之灾，有惊无险”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里平静了许多。如果真的是人生有命，那些迫害我的人，其实还是替天行道的使者呢。假如有一天，害人者遭到报应，千万不要怪我曝光此一丑行，那一定是又有他人替天行道了。
在这个案件里，检察人员已经触犯刑律，涉嫌构成非法拘禁、徇私枉法等罪行。企业领导也严重违犯了党纪国法及约定俗成的人类道德规范。
我把详细证据材料进行整理，于2007年末，连同《申诉控告书》一起寄往全国人大、最高检察院、黑龙江省委、大庆市委、大庆市检察院等部门，要求国家赔偿，要求追究涉案检察官的法纪责任。
2008年5月12日上午9时，大庆市检察院控申部门领导，以及大同区检察院的新任检察长、副检察长，在新华电厂干部会上宣读了《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赔偿决定书》（庆同赔检字2008第1号），并当众赔礼道歉。
该赔偿决定书的处理意见为：
“2008年4月18日经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例会研究决定：“对穆海晨申请赔偿一案应予以确认，根据《国家赔偿法》的规定，给予刑事赔偿。对于穆海晨的其他请求，合理的及时予以解决。”大同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市院批复后，于2008年4月29日召开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：
1、依照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，对穆海晨被拘留期间（2005年8月13日至8月17日）侵犯人身自由予以刑事赔偿，赔偿金额496.55元（5天X 99.31元=496.55元）；
2、对穆海晨在诉讼期间的交通费用2,000.00元和医疗费20,000.00元予以补偿；
3、大同区人民检察院扣押大庆华能龙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帐外资金65,300.00元返还原单位；
4、根据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为穆海晨同志在特定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，恢复名誉，赔礼道歉。”
随后，我将此事向中国华能集团纪检部门进行了反映，要求我所为之效力的华能新华电厂，必须就此事给我一个公开的结论，并就因此对本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工作损失进行企业赔偿。华能黑龙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主要领导，对此进行了公正处理。2008年8月，华能新华电厂对我进行了经济赔偿。2009年3月，新一届厂领导班子为本人调整了工作岗位。
至此，经过前后3.5年时间的不屈不挠的抗争，尽管目前检察机关及新华电厂中的相关责任领导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，但是本人毕竟还是得到了国家及企业的应有赔偿，并使本草民本就十分卑微的名誉，得到了有限恢复。
【2009年10月19日，新华电厂正式为我赔礼道歉，恢复名誉，消除影响】
这场被害人与加害人、普通公民与执法犯法的司法人员、普通职工与国企权贵之间的斗智斗勇斗法，其结果正是媒体反腐作用及国家逐步走向法制化的一个印证。这样的一起司法事件，居然没有任何作案人员被追究并为之承担任何责任，只是国家用纳税人的血汗钱，为其公务人员的犯罪行为埋了单，对被害者进行了象征性的“赔偿”，这种以钱“平事儿”，带有国家“私了”性质的处理结果，貌似“和谐”，其实是为社会和谐埋下了更大隐患。
谨以此文，作为对自己的蔚籍，对互联网和朋友们的感谢，对违法者的鞭挞，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忧虑。
详情请见个人博克
http://mhc8370.blog.163.com
【08年5月12日，检察院向受害人穆海晨公开道歉，进行国家赔偿！】
【09年10月19日，华能新华电厂向厂长特使穆海晨公开道歉，进行企业赔偿！】
案情链接：
《申诉控告书》
《国家刑事赔偿请求》
《国家赔偿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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