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志
俺，穆海晨，系“红绿蓝”三色央企——中国华能集团大庆新华发电厂的中层干部，黑龙江省电力系统第四届劳动模范，大庆市龙凤区第八届人大代表。
2005年，新华电厂新任厂长万昆峰被大同区多个部门公开指“不会来事儿”，检察长张洪利派人来“查账”，我奉厂领导班子之命如约去检察长家“协调关系”（其实就是送10万块钱），谁知厂长临阵爽约有钱没拿，调戏检察长。次日检方将俺扣为人质，公然刑讯逼供和栽赃陷害，在无证据之下，将本人大代表、“厂长特使”强行投进看守所。“取保”后，检察长害怕我上访，决心将我“智取定罪”以绝后患。此时的厂长大哥迫于检方压力试图“丢车保帅”、“断臂求生”，将俺“肉包子打狗”。反贪局长李泽军与厂长串通做我工作，提出：“厂长从财务拿钱交给检察院，算作是我贪污的赃款”，检察院保证不判我刑，厂长保证我前途不影响，否则就没完等等，胁迫诱导我“认罪”。万般无奈，我只好佯称“可以考虑接受”，提出必须检察长亲自向我许诺我才能相信，遂以“取保候审”之躯，前往检察院对整个“劝罪”过程进行了悄悄录音。 几经波折，在中央及省、市有关领导的过问下，最终，本受害人得到了检察院和华能新华电厂的双重赔偿。这就是闻名网络的大庆人大代表“被贪污门”事件。 
2005年的仲夏，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，没有完成市检察院下达的反贪抓人指标，检察长张洪利同志遭到市院领导的点名批评。与此同时，大同检察院暑期旅游经费严重不足，检察长希望得到新华电厂的赞助，厂长万昆峰对此未有及时回应。在这种困难形势下，该院随即派出“反贪”人员，进驻这个“不会来事儿”的中直企业，漫无目的地连续“查账”一个多月，找寻抓人线索。（这种行为，在反贪业内行话称做“拉大网”，是被严令禁止的）
燃眉之际，为使“反贪”人员早日撤走，避免“夜长梦多”，新华电厂紧急通知与检察系统有着亲属关系的俺，列席厂领导班子会议，研判革命形势，讨论应对措施。会上，厂长、党委书记、基建副厂长、多经总经理达成共识：“检察院的人得罪不起、交不下，不做工作早晚要出事儿。”会议最后决定，指派本人当场联系，准备当晚代表电厂去张检察长家奉送10万元人民币，以期实现“检企共建”。张检回应说：当晚只有他自己在家，而且次日凌晨5点就要集体出发去长白山游玩了，4天之后才回来。
会后，多经财务部高姓主管按指令及时备好了10万元现金。但不知何故，厂领导却临阵变卦，欺骗俺说：“我们忘记告诉财务提钱了，你自己先垫上，事后还你。”俺不知有诈，但因为没有借够十万，当晚送钱爽约。
（后人揣测，厂领导们有钱不拿，是想把行贿的风险留给本人，因为单位行贿十万，属犯罪。让俺去借，如有万一，厂领导们可以矢口否认，全身而退）
古人有训：两国交战不斩来使。然而，次日上午，没有拿到贿款、正在游戏于长白山途中的检察长（注：据反贪副局长于力学审俺时炫耀，张检等公检法班子此次旅游经费30多万出自大庆油田康泰公司），即令反贪干警将俺带到检察院扣为人质，并果敢地决定俺“肯定有问题”。神勇的“办案”人员不顾《刑诉法》“传讯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”的忠告，发扬几班倒、连续作战，“宁可少睡一两天、拼命打造贪污犯”的“金属人”精神，连续折磨40小时,逼迫俺必须承认“分钱了”和给电厂领导“送钱了”。经验丰富的反贪局长李泽军、于力学等人，精心设计了几套“腐败”方案，供俺挑选，全心全意、完全彻底地“为人民代表服务”。反贪干部还解放思想，打破常规，极富创意地发挥了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大庆精神，对本“人代”极尽手段，认真逼供，强行贿赠带链的“白钢手镯”，大胆践行“有证据要抓，没有证据捏造证据也要抓”的司法试验，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午夜，动用警车护航，高规格刚性邀请享有“监督一府两院工作”特权、人身自由受《人大代表法》“特殊保护”的本“人大代表”，潜入大同区看守所七号监舍，着“128”号橙色马甲“视察工作”、“体验生活”。
在看守所关押期间，我与办案人员避重就轻、机智周旋，数次在讯问笔录里设下被刑讯逼供、栽赃陷害的伏笔，最后干脆拒绝做笔录，审讯无所突破，陷害与反陷害的较量进入胶着状态。检方自知如此驴唇不对马嘴之虚假口供根本无法将俺定罪，无奈只好将俺“取保候审”。
为把假案办成“铁案”，规避强行拘留人大代表引发上访的风险，检方紧锣密鼓地搜刮俺所有可能的“犯罪证据”，从贪污到行贿、从侵占到偷税，从自己办案到要求公安局、法院协同作战，极尽心机和手段，一心欲将俺“定罪”，以期逃避敲诈勒索、非法拘禁、栽赃陷害和徇私枉法之罪责。然而，在本人已经“取保候审”三个月之后，神圣国徽下的几个司法流氓，仍然没有找到可以对俺立案和拘留的任何证据。这时，检察官员已成热锅蚂蚁。
动机决定手段，狗急了也跳墙。进退维谷之急，副检察长李泽军代表检方主动找到华能厂长万昆峰，紧急磋商“检企共建”。于是，万厂长向本厂长特使发出最后通牒：“人家检察长说了，不管你贪没贪污，只要你承认拿了公家5千块钱，人家检察院保证给你定罪免处，就此结案，要不就查咱们单位偷税，人家说偷税的罪更大。如果你同意贪污，不用你掏钱，我从厂财务出5千块交给检察院，算是你贪污的，我保证你以后该当处长当处长，啥也不耽误。否则，偷税的事儿都由你负责，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！”（央企华能林子大，就升出个坑爹的鸟！）
（注：①刑法规定，贪污定罪的底线是5000元；②定罪免处——定罪，但免除刑事处罚；③没有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也就是说，法院是惟一可以作出是否有罪判决的地方；④神奇的国度什么都可以交换，钱可以买官，权可以换钱。个人“贪污”也可以顶替单位“偷税”！）
走投无路之下，本嫌犯急中生智，佯称愿意考虑检方及厂长的“善意规劝”。于是就有了我与李副检察长等反贪人员以及新华电厂领导的三方“谈判”，我们一起研讨形势，探索“认罪”与否的优势及劣势。殊不知，俺口袋里的微型录音机，正在同步记录着这一滑稽而庄严的“反贪”过程。
该录音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。录音之后，波澜壮阔的反贪斗争形势当即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，本贪污犯想交“赃款”，检方也不敢要了，反贪局长、副局长纷纷关闭手机，不敢接俺电话。不仅如此，为了避免涉检上访，维护检察队伍形象，张洪利检察长还主动提出“私了”请求，并屈尊秘密约见正在“取保”的本嫌犯。检、犯之间的会谈是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，宾主坦诚地交待了对方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。会谈期间，本犯首先对张检这种“两国交战先斩来使”的不义行为给予“高度赞扬”。随后，张检“把‘定罪免处’（属犯罪）改为‘定罪免诉’（属非罪）”的善良提议，被本犯断然拒绝。最终，双方达成“私了”协议：检方立即撤销案件，恢复俺的人身自由，俺则保证不去上访。与此同时，自感不妙的万厂长也通过多经总经理孙福生公开放话：“用干部就用穆海晨这样的，关键时刻头脑冷静懂法律”。
在得知检察长被我录音之后，区委书记于洪涛（现任大庆市委常委）也在区委招待所客房秘密约谈了我。作为法官的丈夫，于书记自然知道此事的严重性。他提出不希望我上访，答应一定督促检察院尽快为我撤案，消除影响，让我满意。
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作案容易撤案难。在这个案件中，显然，如果我没有罪，检察院的人就肯定犯罪了。从忽悠撤案到真正撤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我每周至少要去两次大同检察院，涉案人员对我避而远之，我就主动找他们谈话，宣布他们犯有何种罪行，根据《刑法》应该判处多少年徒刑。我还经常在检察院收发室向其他人员介绍案情，义务宣讲法律，宣布涉案人员的刑期。经过多次面对面地较量，在地方党委政府等各方压力之下，检察长等人通过痛苦地挣扎，最后，终于偷偷地撤销了本人“涉嫌被大同区检察院贪污”一案。
然而，这场耸人听闻的“贪污门”事件远未结束。从立案到撤案，大同区检察院始终没有按规定向市检察院报告。甚至还在《撤案决定书》里暗设杀机，故意使用“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穆海晨侵吞公款”等暗示性字句，通过对撤案“不宣布、不澄清、不道歉、拒不赔偿、继续向新华电厂厂长施压”等阴险手段，使得社会上不明真相、不懂司法的人普遍认为本人“早晚会被检察院抓走”，致使俺在单位长期被孤立，无法正常工作，无法参加人大的各项活动、履行人大代表职责。
不仅如此，该检察院领导竟然胆大妄为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，在敲诈被录音之后，还威胁厂领导，企图截留我单位的40多万账面存款，被俺毫不客气地要回（大家可以听听我博里的录音）。到最后，还是有6万余元现金公款被该院公然侵占挥霍，拒交国库。
案件撤销时，由于检方拒绝依法公开宣布，无奈，俺只好在新华电厂干部会上自我宣布。会上，曾经求俺去给检察长“送钱协调关系”、后又临阵爽约导致本“厂长特使”被检方抓为人质的厂领导们，对此结局集体装聋作哑。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万厂长竟于会后宣布：新华电厂集中所有纪检的人和马，对俺的所谓“经济问题”立案调查！在“调查”期间，受混蛋厂长指使，调查组长、厂监察室主任韩海涛还要求职工必须在所谓“揭发穆海晨经济问题”的信上联名，当日被职工揭发，纪检组长遭到俺的严正警告，主动退出了“调查组”。查了几十天，颗粒无收。但万厂长对此意犹未尽、信誓旦旦：“不查出问题，决不收兵！”
人所共知，在现行体制下，如果说在一个电厂里反贪，不查厂长查下属，那纯粹是扯王八蛋。被逼无奈的本人决意拉起反贪大旗绝地反击。2006年元旦前的一个冬夜，俺在电话里正告敬爱的万厂长：“你是否有罪自己应当心里有数，我容忍了你这么久，该轮到我查查你了！明日早晨8点在办公室等我，你必须要在北京华能纪检和反贪局（当然不是大同那样的反贪局）之间任选其一，把你的若干腐败问题讲清楚。否则，俺就当众扇你丫的耳光，看你敢不敢做声！”当夜，我睡得格外香甜。次日一早，得知事态严重，厂党委书记苏国学和多经公司副总徐树森对万厂长进行了紧急帮教，并迅即召集厂领导班子到会，突击宣布：“经过调查，穆海晨没有任何经济问题”。并在本人所辖单位公开宣布了经由本人亲自审查批准的“纪检调查结论”。该场纪检闹剧就此戛然而止。不过，本人和万大人也从此结下了“不解之怨”。
至于“万大人”缘何发动疯狂纪检，后人揣测，幕后推手应是大同检方。你想啊，说好了送钱的，没拿！说好了要共同引诱我“认罪”的，可是却反被我录音取证！大同检方曾经一度怀疑这是老万和我联合“做扣儿”对付他们。换成你是检察长你能不光火？！最要紧的是，俺手里有录音，如不将俺“法办”，后患无穷。自身有病的万厂长迫于检方威胁，延续“肉包子打狗”策略，欲将本人“查出问题”后移交检方“法办”，以期化解当初“行贿不拿钱”，后又“协助劝罪被录音”等激怒检察长给厂长自身带来的危险。
贻笑天下的是，这个干下“敲诈中直企业、陷害人大代表”的徇私枉法案件、并且遭到被害人录音取证的大同区“人民”检察院，竟能瞒天过海，于当年底神奇般地被评为2005年度黑龙江省委、省政府的“文明单位”和省委政法委的“全省政法战线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标兵”。“被贪污”案件的直接作案人员——反贪副局长于力学，也被评为区检察院2005年度“先进工作者”。张洪利检察长在年底区人代会的工作报告中公然谎称：
二十多年前，我只身来到大庆这片热土参加建设，深深地被“铁人”的那种“宁可少活20年，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忘我拼搏精神和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染。20多年后的今天，同样是在“铁人精神”的故乡，在大同区人民检察院，我有幸亲身领教了另外一种被变态和扭曲了的“铁人”精神，他们“宁可少睡一两天，拼命打造贪污犯”、“有证据要抓，没有证据捏造证据也要抓！”这是一种带有典型大庆特色的、金属味十足的司法流氓精神。
但将冷眼观螃蟹，看它横行到几时。此案涉及中直企业与地方检察院之间敲诈与行贿等罪恶勾当，相关内幕当属企业“机密”，考虑到自己既然未被成功陷害入狱，今后还要继续工作在华能，因此，在撤案后的两年时间里，俺并没有打算向社会公开此案内幕。可是，检方却一直没有按法律程序公开宣布撤案，为俺消除影响；与此同时，厂长万昆峰也未就“行贿不拿钱”、“厂子拿钱算俺贪污”、“指使纪检联名”等不齿行为向本特使做出任何解释，企图“提上裤子不认帐”，更没有道歉之意。不仅如此，万还指使手下跟屁虫，多次对俺的正常工作设置障碍。看透了本质，丢掉了相安无事的幻想，俺决心采取法律手段，为自己讨回公道。经过两年的卧薪尝胆，直到2007年夏季，俺终于获取了厂长和党委书记等人亲口承认曾派俺向检察长行贿、又配合检方“劝俺贪污”的关键证据。于是向中国华能纪检及李小鹏总经理书面反映，要求明断。李小鹏几次在华能集团党组会议上提到我的来信，集团纪检指派华能国际股份公司监审部具体调查处理，向集团汇报，向我本人反馈纪检意见。然而，股份公司纪检竟以“因你反应万昆峰已涉嫌犯罪，超出了纪检的职权范围”为由，不予立案（有录音为证）。面对华能纪检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愚蠢包庇，作为华能员工，本人本着为华能干部刑事犯案率负责的高度姿态，暂时搁置对厂长违法、违纪、违德行为的追究，于2007年11月，开始分层次地给中央领导及黑龙江省委书记写信反映该案，正式对大同检察机关的徇私枉法犯罪行为提出控告，并将录音等证据材料在个人网易博客上公开曝光。
得知真相的新华电厂父老乡亲深感震惊，纷纷声讨大同检察院以及厂领导的可耻行径。此案也同样受到了华能系统、地方司法系统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网上网下一片哗然。
…………
在高层过问下，俺的信访案件被列入2008年度黑龙江省的四大重点信访案件。 不到半年就出了结果。
…………
2008年5月12日上午9时，在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前5小时，大庆市检察院有关领导，大同区检察院的新任检察长、副检察长，在新华电厂干部大会上宣读了《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赔偿决定书》（庆同赔检字2008第1号），当众向俺赔礼道歉。
该赔偿决定书的处理意见为：
“2008年4月18日，经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例会研究决定：‘对穆海晨申请赔偿一案应予以确认，根据《国家赔偿法》的规定，给予刑事赔偿。对于穆海晨的其他合理请求，及时予以解决。’大同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市院批复后，于2008年4月29日召开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：
1、依照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，对穆海晨被拘留期间（2005年8月13日至8月17日）侵犯人身自由予以刑事赔偿，赔偿金额496.55元（5天×99.31元=496.55元）；
2、对穆海晨在诉讼期间的交通费用2,000.00元和医疗费20,000.00元予以补偿；
3、大同区人民检察院扣押大庆华能龙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帐外资金65,300.00元返还原单位；
4、根据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为穆海晨同志在特定范围内消除影响，恢复名誉，赔礼道歉。”
赔偿会上，厂长呆若木鸡，面对检察长的道歉，仍旧一言不发，再次坐失求得原谅的天赐良机。
…………
在制服检察流氓、拿到《国家刑事赔偿书》之时，恰值华能集团总经理异人，俺再次联系华能集团纪检，换届不久的纪检领导获知此情，惊呼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新华电厂为什么不汇报？！”并邀我带好证据材料进京，表示会亲自接待处理。在本人买好进京车票的时候，刚刚组建的华能黑龙江分公司主要领导，主动约见本人了解情况。听了我的汇报之后，张总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环节表示震惊，当即认定：“你被错误拘留，不是因为个人腐败，而是因公，否则检察机关不会对你进行赔偿”。隔日，即责令华能新华电厂领导班子：必须公开给穆海晨一个公正的结论，像检察院那样，该道歉就道歉；对其几年来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必须进行赔偿；对其个人工作造成的影响，应该进行弥补。后经过N多次约谈劝导，俺最后勉强同意，在评估此事对俺将来不构成大的影响前提下，照顾企业安全，放弃对厂长万昆峰的法纪追究。此后，省公司主要领导多次明确要求新华电厂为俺落实政策，并就企业领导应承担的责任拿出公开意见。然而，也许是担心认错后可能会遭到深度追责，也许是因为微妙的上下级关系，新华电厂的新、老厂长互相推脱，采取欺上瞒下的把戏，对省公司领导的这一指令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顽强抵抗。电厂领导偷偷地赔偿了本人几万元块钱，还被迫调高了俺的职务和待遇，万老厂长更在背地里向俺双手合一作揖求饶，肯求俺“放大哥一马”，但却始终不肯向公众公开澄清当年内幕、承认错误。
俗话说“名不正，言不顺”，在被故意拖延了14个月的2009年的10月中旬，俺于是向新任厂长摊牌：不再接受省公司的调解，决意将更多黑幕上报华能集团党组直至中纪委，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纪责任！厂长即刻表示同意向本人道歉。09年10月19日，新任厂长侯振春同志悲壮地宣读了新华电厂《关于穆海晨同志被拘留一事的结论》，主要内容为：
“根据华能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的意见，结合检察机关的结论，考虑到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，公司经研究认定：
1、穆海晨同志被错误拘留，非个人经济问题，系由公务引起。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，在某些环节的把握上，作为公司确有不当之处，对穆海晨同志造成了一定的伤害，因此，公司决定，在全公司范围内，为其公开赔礼道歉，恢复名誉，消除影响。
2、考虑到穆海晨同志的实际经济损失，公司决定为其赔偿人民币三万元。（已于2008年8月兑现）
3、在此次事故之前，穆海晨同志工作表现比较突出，特别是在龙凤基地工作期间，为公司做出了较大贡献，根据本人的实际工作能力，公司决定对其工作进行调整，任命其为公司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。（已于2009年3月9日下文）”
…………
百年世事三更梦，万里江山一局棋。古话讲“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”，与“不够段位的人”下棋，是对棋者的侮辱与折磨。在名誉得到恢复、维权达标之后，为了保证企业领导的安全，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想法，俺主动调离了工作25年的新华电厂。
回顾此案，党纪国法被以“和谐”的名义践踏，令人扼腕。真正的“和谐”，应该在法纪的框架内，使违法犯罪人员得到应有的惩戒，从而伸张正义，取信于民，警示来者，从源头上治理不稳定因素，而不是掩盖矛盾，搪塞罪责，用金钱上的“私了”来袒护不法行为。
芸芸众生，莫不追求富贵。普天之下，也不乏富贵之人。但有些人，取财不义，虽富而不贵；也有人穷而不贱，正气一身，浩然屹立于天地之间。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有的人，其肉体虽仍“战斗”在反腐前线，但其灵魂早已腐败发臭；有的人，虽被尊为高官厚禄，但在百姓心中，无异于行尸走肉。
正人先正己。最大的腐败，莫过于反腐机构的腐败。建议国家成立反“反贪局腐败”的反贪局……的反贪局的反贪局；建议中央叫停各级反贪机构以“凑指标”的方式进行反腐败。对那些借反腐之机甚至假借“反腐”名义进行敲诈勒索、聚敛钱财的反贪“黑哨”，要予以坚决打击，杀一儆百。卓有成效的反腐，应该从哪些权重财粗、民愤极大的司法官员、行政官员和国企老总身上开刀。建议中央创新反腐机制，注意倾听百姓呼声，在国有企业、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当中，试行“民主推荐腐败候选人”机制，顺应民意，把那些真正有影响、有民愤的腐败分子送上审判台。记住，人民群众的眼睛，始终是瓦亮瓦亮的。
这正是：
四年一案，反腐奇观。
贪与反贪难辨，办案如作案一般。
罪与非罪协商，正义和邪恶相伴。
滚滚长江东去，淘尽垃圾积岸。
莫怪天无眼，命运本自攥！
欲知检察官员的非法逼供骗供等犯罪过程、使该“被贪污”案件峰回路转的关键录音证据、各种法律文书，请进入案情链接：
大庆人大代表历险记 大庆市大同区检察院非法办案录音《传唤通知书》
《刑事拘留通知书》
《撤案决定书》
《国家赔偿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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